一年前，90后何依妍還是陜西省西安市某三甲醫院的一名護士，因看好陪診員這一新興職業的發展前景，便辭職做了全職陪診員，“公司在全國有近1000名兼職陪診員，以擁有醫院工作經驗或醫學背景的90后居多”。(3月29日 《中國青年報》)

為患者取號、陪同候診、與醫生溝通、交錢拿藥……陪診職業的興起，讓不能及時陪伴父母就診的子女、孩子生病卻因工作脫不開身的年輕父母、一個人去醫院手術無人陪伴的獨居青年都有了“陪伴”。這既能免除患者孤獨寂寞冷的苦楚，也能免除拖著病體四處尋醫的折騰。可見，職業陪診的興起，對應著的正是市場剛需。

社會分工導致職業細化，這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對于有陪診需求的患者來說，陪診職業的興起，是多了一個更多元的選擇，未嘗不是一件好事。試想，兒女不在身邊，老年人獨自就診，拖著虛弱的身體，在人生地不熟的醫院，左一個繳費，右一個化驗，尤其是面對電子設備束手無策的時候，若能有一位專業的陪診員陪同就診，確實是一件雪中送炭的好事。

雖如此，對職業陪診這一新興業態，我們卻不能一味叫好。作為一種沒有正式進入職業目錄的職業，陪診服務目前僅止于患者與陪診人之間的口頭約定，具體服務內容和標準沒有寫入條文，陪診員的個人道德也難以約束。如陪診過程中，患者不可避免要將病情信息、身份證等將轉交陪診員，在此過程中如何確保信息不泄露，如何確保資金安全?又如，如果號販子、醫托等打著“陪診”的幌子行騙，他們利用自身優勢獲取不當利益，又豈不壞了就醫環境?凡此種種可見，職業陪診雖好，卻還需且行且規范。

作為一種新興職業，職業陪診能否走得更遠，關鍵還在于“規范”二字。對于管理部門來說，制定相關服務標準和監督規范，迫在眉睫，且勢在必行;作為職業陪診員，需要加強自我修養，也需要接受行業自律，同時整個行業也需要接受全社會的監督;政府部門和醫院的監督和規范也要跟上節奏，防止各種醫托、醫騙的出現。與此同時，醫療部門也應盡力暢通就醫流程，提供方便的導診服務，不要讓“就醫難”成為花錢購買服務的理由。

萬事開頭難。新職業好與否，我們不妨多些包容與期待，且先將其交給市場、交給時間。希望相關部門不斷提高治理能力，以精準監管和制度安排，為職業陪診“把脈開方”，讓這一新職業能規范前行，讓行業更健康發展，讓患者獲得更好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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