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4月，52歲的阮女士在浙江湖州某建筑工地打工時不慎摔傷。看似是一起簡單的工傷事故，當地基層法院近日卻依法駁回了阮女士關于確認勞動關系的請求，認定其與工程方之間為雇傭勞務關系，讓工傷保險理賠事宜陷入僵局。在這起頗具典型性的案例背后，銀發就業者普遍面臨的勞動權益保障困境值得引起重視。

提到退休，通常會聯想到某人已經步入暮年，是時候在家享清福。我國勞動合同法將“勞動者開始依法享受基本養老保險待遇”作為勞動合同終止事由之一，人社部對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第4419號建議的答復中也明示，女工人年滿50周歲仍繼續就業的不屬于勞動關系。換句話說，達到法定退休年齡后“退而不休”，通常不再成立受到勞動法嚴格保護的勞動關系，而是與用人單位形成受民法典調整的相對靈活而松散的勞務關系，后者甚至可以不簽訂書面合同，用人單位出現拖欠工資、拒絕繳納保險等問題的風險往往更大。

阮女士并非特例。中國老齡科學研究中心調查結果顯示，2019年底，我國有10.2%的老年人在從事有收入的工作，當前我國6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數已超2.6億。無論是出于保障廣大勞動者合法權益，還是基于開發勞動力市場“二次紅利”、緩解社會養老負擔，抑或是不斷完善勞動法律制度框架的要求，方方面面都指向了社會應為保護銀發就業者的合法權益作出努力。

阮女士的糾紛處理結果之所以看起來不合理，癥結在于當前的法定退休年齡與社會發展情況不相匹配。現行《國務院關于工人退休、退職的暫行辦法》制定于1978年，當時我國居民人均壽命是60多歲，將女工人的退休年齡定為50周歲具有一定合理性。然而，轉眼40余年過去，我國居民人均預期壽命已經延長到77.3歲，以現在的眼光看，50歲左右和“暮年”尚有不小距離，再加上人口老齡化進程加速，適用先前規則顯然不甚合理。去年3月，逐步延遲法定退休年齡已經寫入“十四五”規劃，待相關規則作出調整后，實務領域應盡快落實到位。

進一步而言，假設法定退休年齡延遲到男女都是65歲，那么66歲的人想要工作補貼家用，或者僅僅因為閑不住想要發揮余熱，各項權益是否仍然無法得到有力保護?歸根結底，年長從來不應成為人們自由擇業與依法維權的障礙。為此，各地可以有針對性地對銀發就業者和用人單位加強權益保護宣傳，并面向社會提供勞務合同范本，提高勞務關系的規范性。同時，在矛盾較為突出的工傷認定問題上，《工傷保險條例》適用范圍目前擴展到“招用單位已為其繳納工傷保險費”的銀發就業者，部分地區在此基礎上，將可享受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待遇人員全部納入工傷保險。有必要加強論證，讓工傷保險等最基本的勞動保障覆蓋范圍趨于合理。

去年底，《關于加強新時代老齡工作的意見》提到了“積極老齡觀”的概念，要求我們積極看待老齡社會，創造一個老年人充分發揮作用的社會環境。老年友好型社會不僅體現在硬件設施的適老改造，立足于銀發就業這一現象，滿足老年群體的自主選擇與精神訴求，更是順應積極性、調動積極性、體現積極性的應有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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