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偷割韭菜獲利8元被判刑半年”“無業(yè)博士偷菜被刑事拘留”“小區(qū)內醉酒挪車被追究刑責”等案件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對此類輕微不法行為動輒入罪并科處刑罰，潛藏著社會治理過度刑法化的危機。

刑法不是治療社會問題的萬能藥。若社會治理過度依賴刑法，就會患上“刑法依賴癥”。這種依賴癥是近年來一些地方社會治理中出現(xiàn)的非理性現(xiàn)象，具有高度的法治風險與社會危害。一方面，它將打破國家權力與公民權利的均衡結構。相較于民法，刑法應呈現(xiàn)威嚴的面孔，但隨著刑事責任適用范圍的不斷擴張，刑法的威懾力和一般預防效果將大打折扣，刑法的嚴肅性、嚴厲性受到侵蝕。另一方面，社會治理過度依賴刑法必然導致大量輕微不法行為入刑，犯罪圈不斷擴張。其最致命的后果是削弱了犯罪行為的非難性與可譴責性，消解了刑法的社會認同，使得公眾對整個刑事司法系統(tǒng)的信心逐漸衰退。

現(xiàn)代刑事法治邏輯要求社會治理既要主動及時回應社會關切，對危害嚴重、影響惡劣的犯罪行為，刑法該出手時要果斷出手，充分發(fā)揮法益保護機能，但也要克服“刑法依賴癥”，堅守刑法的“保障法”地位及最后手段性，保持應有的謙抑與審慎，避免把社會問題依法治理簡單理解為依刑法治理。

那么，在社會治理過程中應當如何克服“刑法依賴癥”?

首先，在價值理念層面，維護刑法保障自由權利之根基。現(xiàn)代刑事司法理念要求刑罰權的行使應被限定在法律最小必要限度內，濫用刑罰會動搖刑法的根基和信仰。刑法若要繼續(xù)保持它是所有部門法的“保障法”地位，就必須尋根固本，成為公民賴以保護自身自由權利的盾牌，而不是懸在公民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其次，在刑事立法層面，對積極預防性刑法觀應理性反思。風險社會背景下，刑法雖然不是最有效的社會治理手段，但刑事立法卻是最為便捷的手段，因為較之其他復雜的社會治理措施，將某種行為入罪或者修改提升其法定刑，無疑相對容易。然而，刑法雖然是防范和治理社會風險的利器，但并不是遏制危險的良藥，更不能成為公眾情緒的“晴雨表”。我國刑事立法應秉承理性主義并恪守核心刑法的邊界，理性反思積極預防性刑法觀，以防止不斷擴大的刑法處罰范圍最終消損刑法自身的權威性。

再者，在治理模式層面，堅持民刑共治的社會治理模式。長期以來，重刑輕民的社會治理模式普遍受到青睞。刑事治理雖簡單高效，卻容易損害國家與公民的關系，特別是輕罪入刑后引發(fā)或激化的新的社會矛盾導致社會治理成本增加、難度增大。如果刑事治理懲處了一種犯罪卻又引發(fā)另一種犯罪，這樣的治理既得不償失又于事無補。法治社會的構建在于保持國家公權力與公民私權利之間的平衡，過多運用刑罰權不僅侵蝕了私權利的空間，而且導致社會治理結構失衡。因此，只有民先刑后、民進刑退，方能形成輕重有序、責任有別的民刑共治體系，實現(xiàn)從倚重刑法轉向私法自治的社會治理能力現(xiàn)代化。

最后，在司法實踐層面，恪守形式入罪與實質出罪的路徑。刑事司法不能背離人之常情、世之常理。實現(xiàn)法理情的有機結合，既要靠完備的法律制度，更要依賴司法者的經驗、智慧與良知。對于司法者而言，應仔細體會每一個案件背后的良知所在，尊重并正視人性的弱點，堅守正義，在司法實踐中遵循“入罪合法，出罪合理”的原則，對刑法規(guī)范予以實質解釋，避免“無罪之罰”現(xiàn)象的出現(xiàn)，推動司法朝著良善的方向運行。現(xiàn)代法治國家并非對所有不法行為均施以刑罰，使用其他手段也能達到保護法益之目的時，則務必放棄刑罰。因此，有必要通過形式入罪和實質出罪，構建形式上“有罪不一定罰”的出罪通道，從而充分實現(xiàn)刑法的人權保障機能。

“刑法不僅僅限制自由，它還創(chuàng)造自由。”刑法對公民自由的限制必須清晰界定合理邊界，否則刑法就失去了意義和適用的空間。刑法不是治療社會問題的萬能藥，社會治理“刑法依賴癥”有損刑法的正義與威信，作為“必要的惡”和“最后的手段”的刑法，不應成為阻礙提升社會治理能力的擋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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