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資料圖】

文 | 四分儀Quadrant，作者 | 李威

隨著富士康宣布退出與印度韋丹塔（Vedanta）集團合資的半導體企業，印度2021年再次啟動的芯片激勵計劃陷入停滯，掀起了對印度制造發展前景的又一輪質疑。其實，包括不少印度人在內的普遍共識是，印度制造在短期內取代不了中國制造在全球價值鏈的地位。

但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有“印度掙錢印度花，一分不能帶回家”的“外資殺豬盤”惡名，從實際情況來看，在莫迪政府的政策扶持下，印度制造也確實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比如，在承接跨國企業備份中國供應鏈的需求上，印度表現出了比東南亞國家更強的戰略主動性，提出了更具挑戰意圖的“Make In India”，全力對標“Made In China”的意圖不言而明。如今，印度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手機生產國，比亞迪、松下、特斯拉等新能源汽車領域公司也依舊在籌劃去印度建廠。

國際輿論也沒有就此做出印度已然敗北的論斷，就在剛剛過去的六月，《經濟學人》在封面評論中指出，“印度的崛起是個振奮人心的故事。” 并指出，雖然囿于龐大的無業、無技能青年勞動力，但“印度政府正在試圖引領‘數字福利國家’的產業戰略轉型之路”。

別人看熱鬧不嫌事兒大，我們自己不能自嗨過頭。

四分儀智庫認為，同為新興市場的大國，中印處于同一發展階段的不同節點，在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和高技術產業發展方面同時存在交集與競爭。對中國而言，審視印度發展過程中的得失，是在為中國制造業的下一步發展提供有效參考與借鑒。

以下是四分儀智庫在印度制造政策9年發展歷程中總結的4點啟示：

01 為產業培育制定切實政策

印度制造能夠取得當下的成績，分階段制造計劃（Phased Manufacturing Plan，PMP）與生產掛鉤激勵計劃（Production Linked Incentive Schemes,PLI）的執行功不可沒。對小米、沃達豐等企業來說，它們是印度“殺豬盤”的保護傘；但對印度制造而言，前者加快了印度制造實現進口替代的進度，后者則致力于吸引產業轉移項目落地印度。

分階段制造計劃在2015年推出，旨在對各階段產品逐步加征區別性關稅，不斷向產業鏈上游蔓延，以此來驅動外資企業將生產制造環節遷移到印度本土，移植出完整的產業生態。印度手機產業是分階段制造計劃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印度在2017到2018年間不斷提高手機相關部件的進口稅率，其中整機稅率從10%到15%，再到20%，手機廠商出于成本考慮，紛紛到印度投資建廠。

在以市場換技術的大背景下，莫迪政府通過更積極的政策制定與國外制造商進行討價還價，擠壓產品利潤空間，迫使其將更多收入轉移到對印度制造業的投資中。Counterpoint的統計數據顯示，2022年印度制造了約2億部智能手機。雖然手機整機產量已經達到全球第二，但是印度仍需要大量進口手機生產所需的大量電子元器件。

這個背景下，莫迪政府在2020年推出生產掛鉤激勵計劃。該計劃最初面向制藥行業推出，意在通過政策激勵加強印度自身的上游生產能力，擺脫對國外供應鏈的依賴。之后，這個計劃被拓展到先進電池、電子產品、汽車和汽車零部件、制藥等10個產業，由印度政府為這些行業的制造商提供為期5年，約270.2億美元的資金補貼。

印度從組裝環節不斷向電子元器件制造環節蠶食，在10年內就與中國形成了一定的競爭態勢。這其中政策因素發揮了主導作用。對中國而言，無論印度制造未來10年是否能做大，推動制造業創新、升級都是一個必然的過程，這個過程順利與否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是否制定有切實可行的政策。

02 全面且健康的要素市場是發展保障

從辛格政府到莫迪政府，發展制造業的思路一脈相承。與辛格政府相比，莫迪政府在投資改革稅制、吸引外資投資等方面推動了一定的改善。但在勞動力和土地等更為重要的要素市場，莫迪政府并沒有取得突破。改革不夠徹底，市場要素沒有被完全激活，使得印度在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方面缺乏市場基礎。

莫迪政府已經將印度往統一大市場的目的地推進了一大步。2016年8月，印度議會通過了商品服務稅法案（GST），原有的中央和地方消費稅被統一為商品服務稅，避免了重復征稅，降低了印度境內企業的稅負負擔。在吸引外資方面，莫迪政府開放了眾多關鍵領域的投資，改革了投資主管部門的行政制度，簡化了投資審批流程。

但是，在勞動力市場，印度法律規定員工超過100人的企業，只能由地方政府為企業解聘員工，導致很多企業會主動控制雇傭規模，限制了企業發展。莫迪政府主張進行勞工法改革，允許企業以更簡單的方式解雇工人，但在工會組織的大規模抗議下，改革沒有取得成效。

印度用實踐驗證了增強要素健康流動性，建設統一大市場，才是國內產業均衡發展的保障。行政層面的改革支撐了印度制造的局部興盛，而要素市場的改革失敗限制了印度制造的增長潛力，讓不少企業在印度的黯然退場，今年5月偉創被曝退出印度的原因就包括工人鬧事。同時，要素市場的發展滯后，也導致印度基礎設施建設的滯后。《經濟學人》就將征地問題列為印度鐵路建設面臨的最大障礙。

03 保持開放心態，才能嵌入全球價值鏈

一種觀點認為，隨著中國制造業逐步向智能制造升級，印度憑借其規模龐大的人口和市場紅利能夠承接中國制造業轉型之后，空余出來的市場。但從現實情況來看，印度的保守主義傳統和要素市場發展滯后制約了勞動紅利的激活，使其無法深度嵌入全球供應鏈，依然是一座游離在外的孤島。

對印度而言，制造業本應被視為吸納更多勞動力，將其轉換成更大市場潛力的“發動機”。一方面，印度正在超過中國成為世界人口第一大國，并且擁有更年輕的人口結構，65歲以上人群占比約為7%，遠低于中國的14%。這意味著價格更低廉的勞動力。另一方面，印度經濟增速保持在6%以上，是全球第五大經濟體，擁有更大的市場潛力。

具體數據卻在表明，印度制造并沒有如預想的那樣承接住產業轉移帶來的勞動密集型工業，提升普遍的富裕度，激活印度經濟的人口紅利。《謹慎的伙伴關系：美印經濟關系的未來》報告顯示，印度勞動力占世界總量的比例為18.3%，但其在世界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份額中的占比僅有3.5%。相較而言，越南勞動力占世界總量的比例為1.3%，但其在世界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份額中的占比達到了2.9%。

報告分析認為，勞動密集型工業一般都以服務海外市場為主，需要以出口為導向。受限于保護主義傳統對自力更生的執念，歷屆政府都會在實際操作上采取限制進口，促進出口的策略。蘇黎士理工學院經濟研究所 (KOF) 公布的經濟全球化指數顯示，印度最新排名為152位，比莫迪上臺的2014年下降了20位。

正如印度政府前首席經濟顧問、布朗大學高級研究員阿文德·薩勃拉曼尼安（Arvind Subramanian）所言，投資風險過大、政策內向性過強、宏觀經濟失衡過大正在制約印度接受跨國企業的投資和承接產業轉移的機會。

過分追求脫鉤的風險在于，像印度一樣成為一個全球價值鏈的孤島，自己的產品走不出去，又不讓別人的產品進來，養出一群特供本地市場的畸形產業，無法充分挖掘出人口紅利的增長潛力。相比印度，中國嵌入全球價值鏈的決心要更為堅決。在剛剛公布的“民營經濟三十一條”中，鼓勵民營企業提高國際競爭力，積極拓展海外業務，依然是推進重點。

04 擴大產業集群，帶動高技術產業

從近幾年推出的分階段制造計劃、芯片激勵計劃等政策來看，與承接更多勞動力密集型產業轉移相比，莫迪政府將更多精力和資源投入在了推動半導體等產業發展上，試圖抓住疫情和地緣政治變化制造的機遇期，完成對高技術產業的跨越式布局，在技術價值鏈上實現對中國的替換。這也是印度在無力激活勞動力紅利后，轉向地緣政治紅利的必然選擇。

《印太供應鏈彈性倡議對中國意味著什么？》報告認為，印度推動的與發達國家的供應鏈合作，將在技術產業鏈方面對中國構成挑戰。盡管印度的芯片激勵計劃暫時擱淺，但富士康等企業并未放棄在印度建設芯片工廠的計劃。這意味著，盡管印度存在諸多不足，但其在高技術產業發展上依然是中國不能小覷的潛在競爭對手。

中國的目標也是積極向核心部件和高端制成品設計研發等方向延伸，加強品牌建設，提升中國制造美譽度。相比于印度，中國對高技術產業的吸引力在于擁有產業積累和完整的產業集群，能夠提供更全面的產品與服務，具備更高的產業鏈和價值鏈價值。隨著人口紅利的消失，制造業成本上升，中國一邊在追趕發達國家的腳步，一邊又被印度、越南等國家追趕，這就越發需要借助產業綜合能力來鞏固和提升自己在全球價值鏈上的生態位。

在這四點啟示基礎上，中國制造業的發展路徑變得更加清晰和確定：維持一個穩定、開放且寬松的營商環境，激活中小企業的創新活力；發揮核心企業的“鏈主效應”，帶動中小企業集成式發展，依靠產業集群的綜合能力參與到全球價值鏈中，不斷通過創新提升自身的生態位。

中國制造的緊迫感在于，要繼續加速推動數字化，智能化，生態化，主動往上游和高溢價方向走，卡位“中端供應鏈整合”，方法可以是通過打造產學研一體化的資源網絡，推動高端化轉型與突破性創新，保持相關產業的國際合作與文化交流，提升品牌化建設和國際化與綠色概念打造等。也只有切實行動起來，方能將印度制造的崛起作為有效對照，進而找到中國智造升級的差異化路線，在后續國際供應鏈的結構化重組中，保持相對競爭優勢。

參考資料：

關鍵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