協商前，福建省三明市快遞行業簽訂勞動合同的一線職工不到2000人，行業超過半數快遞員在勞動關系認定方面存在困難;協商后，當地快遞企業將與未簽訂勞動合同的2100多名一線職工100%簽訂勞動合同或書面協議。

這是近日三明市快遞行業開展工資集體協商，在勞動權益保障方面為快遞員帶來的改變。

這場由福建省總工會、三明市總工會聯合郵政管理局等多部門發起的，97家法人企業、分支機構、末端網點共同參與的協商，歷時近3個小時。在達成的7項議題中，“簽訂勞動合同或書面協議”備受關注。

當天，協商達成的其他6項議題分別是：三明快遞行業最低工資標準調整為2000元;一線收派員崗位的最低工資標準為2700元;行業將全面落實快遞總部企業對末端網點上調派費政策;行業職工依法享有國家規定的休息休假權利;企業將為職工繳納社會保險并為職工購買商業意外險和雇主責任險;職工可獲得免費的冬夏工作服。

行業：勞動合同缺失的背后是勞動關系復雜

協商現場，三明市快遞行業工會聯合會主席、本次協商的職工方首席代表廖雄火出示了一份當地快遞行業職工勞動狀況的調查報告。數據顯示，該市直營快遞企業100%與職工簽訂書面勞動合同，但在采取加盟制的快遞企業里，未簽訂勞動合同的職工人數占企業總人數的91.3%，涉及收派員、分揀員、客服等一線崗位。

這意味著什么?三明市郵政公司副總經理、快遞行業協會會長江積軍形象地假設：“如果只讓有簽訂勞動合同的快遞員上路派件，三明每天會有超過一半的快遞無人派送。”

江積軍告訴記者，為擴大快遞網絡的覆蓋率和市場占有率，壓低配送成本，不少民營快遞企業在非主營地區采取加盟方式尋找合作伙伴代理快遞業務。而在轉包、分包、承包、委托等多種經營模式并存的情況下，勞動關系復雜，因此加盟企業也成為快遞行業“勞動合同缺失”的“重災區”。

此外，現場也有企業方代表指出，加盟企業里的快遞員流動率高，很多快遞員都是干幾個月就走人，這也為簽訂勞動合同帶來了困難。

企業：擔心的是勞動合同背后的成本壓力

“快遞員與公司是否符合勞動法規定的勞動關系?如果不符合，又是雇傭、承攬、合作關系中的哪一種?”現場，作為企業方代表的江積軍提出疑問，“快遞員中還有不少兼職工，他們身上都‘帶’著勞動合同，如何再與快遞公司簽第二份勞動合同?”

同樣感到困惑的還有三明市沙縣區韻達快遞公司總經理鄧兆翼，在他看來，簽訂勞動合同并不困難，難的是勞動合同背后的加班工資、社保等費用給企業經營帶來的成本壓力。鄧兆翼現場算了一筆賬，2020年沙縣韻達公司的營業收入為1280萬元左右，扣除經營成本、稅收支出和管理費用，利潤僅不到10萬元，而其他縣域的快遞企業每年還要多支出20萬~30萬元的干線費。他坦言，“在三明，加盟形式的快遞企業大多處在微利或者虧損狀態。”

職工：爭取的是勞動合同背后的權益

尤溪縣百世快遞快遞員、職工方代表林榕從事快遞行業5年，他指出，在沒簽勞動合同的情況下，確認勞動關系費時費力，快遞員和企業發生勞動爭議大多都“卡”在了勞動關系的認定程序上。“我們爭取的不是這一張紙，而是這張紙背后的權益。”林榕坦言。

在福建省律師協會教育及業務指導委員會委員張本忠律師看來，勞動關系認定難仍是一線快遞員維權難的重要原因之一，而簽訂勞動合同的主體責任顯然在企業身上。

廖雄火為企業方算了另一本“經濟賬”。他指出，現在在當地一個快遞員的招聘成本要3000多元。“有什么比穩定快遞員隊伍更能替企業省錢?”廖雄火同時指出，按照《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指導意見》的要求，對符合確立勞動關系情形的職工，企業依法與勞動者訂立勞動合同;不完全符合確立勞動關系情形的，企業與勞動者訂立書面協議。

經過協商，“企業應當依法與勞動者簽訂勞動合同或者書面協議”最終被寫入三明市快遞行業集體協議。

關鍵詞： 快遞員 簽訂勞動合同 新業態勞動者 權益保障